律师代理广西某公司诉冼某、桂林某公司债务转移合同纠纷案

律师代理广西某公司诉冼某、桂林某公司债务转移合同纠纷案缩略图

律师代理广西某公司诉冼某、桂林某公司债务转移合同纠纷案

案例内容
【检索主题词】

债务转移;担保

【业务类别】

民事诉讼

【法院判决时间】

2017年5月5日

【法院名称】

广西高级人民法院

【代理律师姓名】

高翔

【律师事务所名称】

广西卓合律师事务所

【案情简介】

2010年6月25日,广西某公司、冼某、桂林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桂林某公司对冼某向广西某公司支付720万元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0年6月28日签订补充协议。2010年12月9日,冼某、桂林某公司向广西某公司出具《还款承诺书》,认可冼某尚欠广西某公司股权转让款450万元,承诺以上债务至今起三年内给付完毕。

2010年12月10日,冼某和广西某公司召开桂林某公司的股东会并决议,一致同意公司股东广西某公司将其在公司所占45%的股权(出资额450万元)转让给公司股东冼某,双方并于同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0年12月11日,桂林某公司的股东会决定,公司类型变更为“自然人独资公司”,同时修改了公司章程。2010年12月13日,桂林某公司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了变更登记。2010年12月13日,冼某付款给广西某公司270万元,注明用途为利润。2011年5月5日,冼某和广西某公司认可2010年12月10日桂林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以及股东决定继续有效。2012年12月10日,桂林某公司向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申请变更登记,公司登记股东为冼某以及冼某某。

因被告冼某在支付过第一期股权转让款270万元后,剩余4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一直未支付,原告广西某公司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冼某偿还剩余450万股权转让款,并由被告桂林某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一审判决认定冼某尚欠广西某公司股权转让款450万元,桂林某公司对此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判决认定,桂林某公司为其股东冼某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约定,未经股东会决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而无效。

广西某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委托我所律师代理其申请再审。再审判决于2017年5月5日以二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代理意见】

代理人认为,本案系公司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主要争议焦点为股权转让价款具体数额,以及是否成立连带清偿责任。具体而言,包括:(1)桂林某公司为其股东冼某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约定,未经股东会决议,其约定是否违反公司法的规定;(2)广西某公司与冼某的股权转让对价具体数额是多少,尚欠股权转让款数额多少;(3)广西某公司对二审律师费25万元的诉讼请求应否审理。

一、关于桂林某公司为其股东冼某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约定,未经股东会决议,其约定并未违反公司法的规定

二审判决关于桂林某公司为其股东冼某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约定,未经股东会决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而无效的认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因为桂林某公司的股东为广西某公司和冼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而本案合同两股东均签名、盖章,意思表示一致,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约定应为有效。且桂林某公司和冼某于2012年12月9日还向广西某公司出具《还款承诺书》,属于债务加入,桂林某公司对冼某尚欠450万元股权转让款也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因此,桂林某公司对冼某尚欠450万元股权转让款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关于广西某公司与冼某的股权转让对价应为720万元,而非450万元

二审判决关于广西某公司与冼某的股权转让对价为450万元而不是720万元的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2010年6月25日协议书约定本案股权转让对价为720万元,冼某只支付270万元。桂林某公司和冼某于2012年12月9日还出具《还款承诺书》,确认尚欠广西某公司450万元股权转让款。因此,各方实际履行的是2010年6月25日协议书。而2010年12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450万元是为了便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各方并未实际履行。

因此,广西某公司与冼某的股权转让价款为720万元,冼某尚欠广西某公司股权转让款的数额是450万元。

三、广西某公司对二审律师费25万元的诉讼请求应予审理

二审判决遗漏广西某公司对二审律师费25万元的诉讼请求的审理。广西某公司一审起诉时已明确主张,若有二审,二审律师代理费另支付人民币25万元。二审中,广西某公司已举证证明二审律师费已实际发生。然而,二审判决未就该问题进行审理。

因此,广西某公司对二审律师费25万元的诉讼请求应予审理。

【判决结果】

再审法院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裁判文书】

再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冼某尚欠广西某公司股权转让款的数额是多少;二是桂林某公司对冼某的本案欠款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是广西某公司主张的25万元二审律师费是否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就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再审法院认为:由于冼某与广西某公司2010年6月25日签订的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是720万元,2010年12月10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出资额450万元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应以哪份协议认定股权转让款双方产生争执。鉴于涉案协议已为一二审判决认定有效,再审申请人广西某公司对此也无异议,故法院对涉案协议的效力直接予以确认。各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由于2010年6月25日协议签订后,广西某公司协助桂林某公司、冼某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冼某已取得股权并成为持有桂林某公司100%股权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然而,冼某只向广西某公司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270万元,冼某尚欠广西某公司股权转让款450万元未支付。为此,广西某公司于2012年11月27日通过《律师函》向冼某、桂林某公司主张冼某尚欠450万元股权转让款,冼某、桂林某公司未提出异议;冼某、桂林某公司于2012年12月3日和9日分别向广西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和《还款承诺书》,认可冼某尚欠广西某公司股权转让款450万元,因经济环境影响,电解锰行业全面亏损,桂林某公司经营困难造成该款项现在还没有给付完毕,并承诺以上债务至今日起三年内给付完毕;冼某、桂林某公司还在2014年7月24日一审庭审中对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还款承诺书》上的签名和公章予以认可。因此,一审判决以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0年6月25日协议,认定股权转让款是720万元,冼某尚欠广西某公司股权转让款450万元正确,法院予以维持。

虽然在办理本案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中,2010年12月10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且约定股权转让款为出资额450万元。但这是因为签订2010年12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时,双方当事人均知道广西某公司所转让的股权出资额450万元应当与桂林某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一致,否则桂林某公司需先办理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后,再进行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才能完成本案股权转让。因此,广西某公司和冼某签订2010年12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并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就是为了完成2010年6月25日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行为,2010年12月10日协议只是为了与桂林某公司的注册资本一致而方便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需要而签订,并非为了变更2010年6月25日协议约定的条款或者构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不涉及桂林某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工商管理部门以2010年12月10日协议登记备案,表明工商管理部门认可该协议中当事人以此价格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也表明双方当事人这一做法并不违反工商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因此,桂林某公司、冼某关于本案应以签订在后即2010年12月10日协议为准,认定冼某尚欠广西某公司股权转让款180万元的主张,与现有证据不符,法院不予支持。由于两份协议对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数额约定不一致,应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结合《律师函》、《授权委托书》、《还款承诺书》及一审庭审笔录等现有证据综合认定。二审判决仅以2010年12月10日协议签订在后且为工商档案资料为由,认定本案股权转让款为450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且与现有证据不符,法院予以纠正。由于桂林某公司、冼某在一审庭审中认可《授权委托书》、《还款承诺书》上的签名及公章,并认可桂林某公司两个公章都有效,桂林某公司、冼某在本案再审中也未提供证据推翻前述证据和自认,其关于《授权委托书》、《还款承诺书》上签名有瑕疵、公章是废弃章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就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再审法院认为:广西某公司、冼某、桂林某公司2010年6月25日签订的协议约定,桂林某公司对冼某向广西某公司支付720万元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同时,冼某、桂林某公司2012年12月9日向广西某公司出具《还款承认书》,认可冼某尚欠广西某公司股权转让款450万元,承诺以上债务至今日起三年内给付完毕。由于桂林某公司、冼某主张未经股东会决议,担保无效,《还款承诺书》只是要约,未产生法律效力,桂林某公司对冼某的本案欠款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桂林某公司对冼某的本案欠款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各方当事人产生争执。首先,桂林某公司、冼某在本案中主张桂林某公司为其股东冼某债务担保的约定,未经股东会决议,属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该约定应当无效。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前述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则作出如下解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均已明确了将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规范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之一。公司作为不同于自然人的法人主体,其合同行为在接受合同法规制的同时,也应当受作为特别规范的公司法的制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条“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和第十六条“……。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为了提高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上述规定应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违反该规范,不应认定合同无效。其次,广西某公司股权转让前,桂林某公司只有广西某公司和冼某两个股东,广西某公司股权转让后,桂林某公司只有冼某一个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规定,广西某公司和冼某在2010年6月25日协议上签字,属一致表示同意,直接作出桂林某公司为股东冼某债务担保的决定,并不违反前述法律法规的规定,且桂林某公司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因此,桂林某公司、冼某关于桂林某公司为股东冼某债务担保的约定,未经股东会决议,属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情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后,就本案而言,由于桂林某公司和冼某于2012年12月9日还向广西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和《还款承诺书》,认可冼某尚欠广西某公司股权转让款450万元,因经济环境影响,电解锰行业全面亏损,桂林某公司经营困难造成该款项现在还没有给付完毕,并承诺以上债务至今日起三年内给付完毕,桂林某公司的上述承诺属于债务的加入,桂林某公司对冼某尚欠广西某公司股权转让款450万元也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于桂林某公司、冼某是在收到广西某公司《律师函》后,向广西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还款承诺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该《还款承诺书》到达广西某公司时生效,桂林某公司、冼某关于《还款承诺书》是要约及未生效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无论从法律规范性质、股东会形式,还是从债务加入分析,桂林某公司对冼某的本案欠款都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桂林某公司和冼某的上诉主张,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桂林某公司、冼某在本案中还主张冼某在2010年6月25日协议上的签字是被胁迫,协议签订后市场锰价大跌,广西某公司应承担公司亏损。由于冼某经营桂林某公司多年,本案股权转让前后桂林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冼某;冼某作为市场交易主体并不欠缺生活经验、交易经验,对于协议的内容应当有明确的认识;桂林某公司、冼某至今没有提供因被胁迫而报案的证据或其他证实冼某是在被胁迫、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与广西某公司签订本案协议的证据;冼某也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冼某经营桂林某公司多年,正是由于冼某清楚锰的市场价格,才与广西某公司签订720万元高于450万元出资额的溢价股权转让合同;对于签订协议后市场锰价大跌,这是市场原因引起的价格变动,并非广西某公司的原因造成;广西某公司已经不是桂林某公司股东,也未参与桂林某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桂林某公司、冼某关于冼某在2010年6月25日协议上签字是被胁迫,协议签订后市场锰价大跌,广西某公司应承担公司亏损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就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再审法院认为:虽然广西某公司在一审起诉时有“若有二审,二审律师代理费另支付人民币25万元”的诉讼请求和在二审诉讼中提供了发生律师费的相关证据,但广西某公司一审的该诉讼请求是在假定的条件下提出的主张,二审法院未纳入审理范围正确。由于本案是再审程序,广西某公司的该请求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广西某公司可根据协议约定和二审程序及二审律师费已经实际发生的事实,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再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关于冼某尚欠广西某公司股权转让款450万元及桂林某公司对此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二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

【案例评析】

由上述两审法院的判决可以看出,对《公司法》第16条性质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司法适用的不同判决结果。初审法院认为该条规范属于管理性规范,故得出的结论是争讼的关于担保责任的合同有效,二审法院认为该条规范属于效力性规范,因此,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担保合同因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而无效。那么,《公司法》第16条的性质如何认定呢?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区分。

一、从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区分

《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通过。

仅从条文的用词上看,《公司法》第16条的表述中的使用“不得”、“必须”等限定词语,符合强行性规范的形式特征,不属于任意性规范或倡导性规范。但对该条规范的违反,是否属于《合同法》第52条所规定的 “强制性规定”?根据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关于强制性规范的解释,只有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范才会导致合同无效。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分清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主要看该规范的所追求的目的,如果不确认违法行为无效不能达到立法目的的,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果仅在防止法律事实上之行为的,则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参见“妥善审理合同纠纷案件,维护正常交易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7月14日)>。二者的识别标准包括肯定性和否定性两个标准。在肯定性识别上,应区分以下两个层次判断:首先的判断标准是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是,则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会导致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在否定性识别上,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从立法目的判断,如强制性规定的目的是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认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二,从调整对象判断,一般而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113页)>。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要理解《公司法》第16条的性质,需要从该条规范的立法目的进行探讨。

二、《公司法》第16条的立法目的

《公司法》第16条的设立目的在于,立法者试图通过规范公司对外担保和对外投资的意思决定程序,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保护“公司财产安全和股东利益”, “这种利益本质属于私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参考钱玉林:《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意义》,载自《法学研究》,2011(6),第131页>。因此,《公司法》第16条所规范公司对外担保和对外投资的意思决定程序,主要是基于对私人利益——公司的财产安全和财产利益的考量,而与特殊的公共政策目的无涉<参考钱玉林:《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意义》,载自《法学研究》,2011(6),第132页>。所以,按照上述最高院关于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区分标准之一——立法目的判断标准看,《公司法》第16条所规范的公司对外担保和对外投资的意思决定程序,仅是为了实现公司的内部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公司在商事交易中,与自然人具有同等的地位。但就其本质而言,公司仍是法律“拟制”的产物,其意思的形成并非像自然人一样通过思维完成,需要依赖于公司机关以决议的方式完成。因此,为了保护公司的财产和股东的利益,《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对外担保和对外投资,需要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决定的程序。这是公司对内关系调整的规定,目的是通过多数决原则的表决程序,实现决策的合理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防止因个人专断而给公司和其他股东带来损失。

三、《公司法》第16条规范性质的解读

在符合公司内部意思决定程序的条件下,公司对外担保和对外投资的效力自然不成问题。但在如果违反了该条规定的程序,则认为是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的假设下,主张担保合同无效,则实质上排除了公司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即通过股东(大)会的事后追认或是股东一致同意的规则,使一部分决议瑕疵,如决议可撤销类型的瑕疵得到治愈。这与现代公司法倡导的自治精神不符。

从上面对《公司法》第16条的立法目的分析可知,《公司法》第16条规定的本意在于通过内部控制程序,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而与公共利益无涉。即使违反该内部程序而签订的合同,即使在合同继续履行的情况下,也不会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因此,只有认定16条规范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才能使公司在意思自治与社会公益之间处于动态平衡之中,积极发挥其经济主体的地位,在尊重私法自治的前提下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作用。

【结语和建议】

本案涵盖了《公司法》第16 条的规定,其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为了提高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上述规定应理解为管理性强制规范,违反该规范,不应认定合同无效<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桂民再74号民事判决>。本案的再审判决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院法院公报》2011年第2期刊登的案例中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刊登的案例中,最高院明确指出《公司法》第16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各地仍然出现此类判决不一的情况。虽然最高院公报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指导意义,但实际操作中,为有效防范法律风险,律师在办理公司业务时,应建议债权人依《公司法》相关规定要求担保人提供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资料,并审慎履行审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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