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康宁医院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对罗某精神状态与辨认和控制能力鉴定案

深圳市康宁医院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对罗某精神状态与辨认和控制能力鉴定案缩略图

深圳市康宁医院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对罗某精神状态与辨认和控制能力鉴定案

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据委托机关呈送的委托书反映,被鉴定人罗某涉嫌于2017年8月2日10时许,在某某法院民庭33号庭门口将被害人范某打伤(轻伤二级),因其“自称有精神病”、并在案发后由家人送其入住精神专科医院,故办案单位提出委托对其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

【鉴定过程】

(一)调查及有关证据材料

1.被鉴定人既往概况 据其本人及弟弟反映,其同胞4人,排行老大,“初中毕业后先去当兵,后来去某某陆军学院读书”,“成绩不太好”,“在陆军学院被派到驻港部队,4年后回到某某市公安局”,“曾任交警、特警、刑警”,“2013年辞职后做生意”;平素性格“偏外向,朋友比较多”,“但从小较固执,不听大人的意见,也比较调皮捣蛋,有时也会打架,但不会偷东西骗人”;抽烟喝酒,“主要是应酬性喝酒,也会喝醉,应该没有吸毒”;离异,“小孩跟前妻生活”;既往无重大躯体疾病史,有一个舅舅有精神病史,“长期住院治疗”,具体不详。

2.资料摘要

(1)据某某派出所民警周某某在2017年8月2日出具的《出警经过》记载:“2017年8月2日10时40分许,我在上班巡逻时,街道派出所值班室指令,称在某某法庭门口,有殴打他人的警情,要求前往处置。接报后,我和辅警王某某,于10时45分许赶到了现场,现场有两名男子相互指控对方殴打了自己,地上留有少量血迹。经了解,两名男子名叫:罗某和范某。罗某来法院出庭,范某来旁听,两人在走廊相遇并打架,两人均表示要到派出所处理,我出示警察证表明身份后,将罗某、范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处理。”

(2)某某派出所巡防员王某某2017年8月2日出具的《事情经过》所反映的情况与民警周某某反映的情况一致,此处略。

(3)据被害人范某在2017年8月2日的询问笔录记载:“今天上午,因为有人起诉罗某,今天正好开庭,而我因起诉过罗某上诉过程中),知道这个情况后,今天我就来法院旁听,大约10时许,开庭结束,双方当事人在庭内签字,我就出了法庭(民庭33庭),在门口站着朝外面看时,没站多久,就听到背后有人说‘你来做什么’,我一转头,就看见罗某挥拳朝我打过来,一拳就打到我的嘴巴,当时我就被打倒在地,倒地后,我就看见有很多人过来,当时我就指着罗某,但无法说出话(因为叉气),后来法警来到现场,维护现场,后来我就报警。我被他一拳打倒在地后就叉气了,之后他有没有踢我,我不清楚。我的嘴边被打当场流了很多血,当时就被打倒在地,另外我后背和腰部还有两处伤,这两处伤不是倒地造成的, 就是罗某踢我造成的。”被殴打的原因是“我与他之间有民事纠纷,而我起诉了他”。

(4)据某某市公安局某某分局刑警大队2017年8月1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罗某,曾用名罗某(罗某该户口已经注销),男,汉族,罗某2006年10月至2013年8月在某某公安局某某分局刑警大队工作,先后从事缉毒及物建特情等工作。该人在我大队工作期间情绪、言行正常,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组织纪律性差,作风比较散漫。与同事相处、配合较好,同事普遍反映其讲义气、讲江湖道义,但社会关系复杂。2013年8月,罗某以身体状况欠佳、不宜从事警察工作为由辞职。”

(5)据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保安员赵某伟在2017年8月3日的询问笔录记载:“2017年8月2日10时许,我在中级(法院)的二楼巡逻至民8厅(庭)时,我听到警察打人了,并听到有人倒地的声音,我就向那面跑了过去,我跑到民33厅(庭)门口时,看到有一男子倒在地上,我就问怎么回事,站在旁边一个白色上衣的胖男子(罗某)说警察打人了,躺在地上的男子神志有点模糊,我和同事马庆召把双方分开,躺在地上的男子神志恢复一点后,从身上拿出警察证说是警察,后来民警到现场后就把他们带走了。躺在地上的男子的嘴角有血,右脸有点擦伤,其他地方没看见受伤,站着的白衣胖男子未见受伤。”

(6)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保安员马某召在2017年8月3日的询问笔录记载的案发经过与赵某伟反映的情况一致,此次略。

(7)据被鉴定人的代理律师田某在2017年8月6日的询问笔录中记载:“2017年8月2日10时许,我受罗某委托到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第33庭负责一起民间借贷纠纷,罗某以一审的被告人,二审的上诉人现身。当时法官已经开完庭了,我正在庭审笔录上签字并背对着33庭的门口,我余光看到我当事人罗某和一名陌生男子好像认识的一样一起走出法庭门口,没有看到更多的具体动作,接着我正在签字笔录的时候就听到门口发出‘嘭’的一声,我以为是凳子倒了,所以就往大门的方向看去,没看见人,于是我就走出去大门口,那时候就看见一名陌生的男子倒在33庭门口走廊的地上,罗某就在旁边,倒在地上的那名男子明显嘴巴上有血流出来,并和我当事人罗某在吵架,吵架的内容就是互相说打了对方,一个说警察打人,一个说警察被人打了,当时具体的争吵内容我记不起来了,我在现场的时候,他们之间没有动手。很快法警就过来了,我只看到倒地的陌生男子嘴角上有血迹,地上有一点血迹,那些血迹是那名陌生男子从口中吐出来的。我的当事人罗某当时在现场一直捂着头部,说身体不舒服,但是我没有看到有明显的表面伤痕。”

(8)据案发时的知情人谢某蓉在2017年8月7日的询问笔录记载:“我就看见胖子(罗某)从瘦子(被害人)的背后一拳打到瘦子的头上,接着瘦子就倒地了,倒地以后胖子还和瘦子在地上拉扯了一会,胖子还用脚踢了瘦子一脚,然后瘦子就靠在走廊边上,双方之后就没有身体接触了。我没看到是谁动手先的,胖子(罗某)动作还挺狠的。”

(9)被鉴定人罗某在2017年8月2日的询问笔录及2017年8月8日的讯问笔录中记载:“我和范某之间由于放高利贷发生过经济纠纷,这段时间还一直在收集我在职时做‘保护伞’的假材料,要犯罪嫌疑人做伪证指认我。2017年8月2日上午10点多钟,我在某某市中级法院33民事庭上诉开庭,是我上诉另外一名前同事,当时我就看到范某在法庭旁听。庭审结束后,我刚出来法庭门口,范某就对我说:‘你很快就要进去了,上次没有搞进去,这次一定要把你搞进去。如果是在宝安我就一枪毙掉你。’我说今天开庭的这件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质问他来这里想干什么。范某过来就用力的推我的胸部,把我往旁边的墙上撞,我当时没有防备一下就被推到后脑撞墙,并反弹回来、我当时就大叫‘警察打人’,并在反弹回来的时候顺势用右手打了他一巴掌,打到他的左脸上,范某又打了我腰上一拳,我再踢了他一脚。然后双方就停下来了,范某的嘴巴被打出血了,马上法警就打了110。 我的头部后脑被撞伤有胸闷还呕吐了两次,轻轻晃动一下头部都很痛,腰部和左手有淤伤;范某就是嘴巴出血,可能是被我打到牙龈出血的。 我于2017年8月2日晚在家,把家里的东西砸了,当时我弟在我家里,他们就怀疑我的偏执性精神病犯了,那天晚上我吵了一晚,第三天(8月4日)早上,我弟他们把我送到康宁医院住院治疗,一直在现在还没有出院。”

(10)据被鉴定人的妹夫李某在2017年8月8日的询问笔录记载:“罗某大概在2013年开始就有精神病发作,喜欢打人,喜欢发脾气,脾气暴躁,对话没两句就吵架,他的前妻都是被他打跑的,还有我老婆也曾经因为跟他吵架被他打过,后来他弟弟送过他去某某市某某医院看病,后来的治疗情况我就不清楚了,而且我也不愿意和他接触,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和平常人不一样。其余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11)据某某市某某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XX号}记载:“……2017年8月2日北某某医院颅脑CT平扫(片号930121):未见明显异常。被鉴定人罗某伤情未达《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两高三部共同发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相关条款之规定。”

(12)据某某市某某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XX号}记载:“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两高三部共同发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被鉴定人范某所受损伤评定为轻伤二级。”

(13)据某某市某某医院门诊病历(424010号)记载:罗某因“渐起疑人跟踪、疑人害、惊恐、失眠1年”于2013年4月19日首次就诊,现病史:“患者于1年前因以前工作问题,渐起出现多疑,怀疑有人跟踪、疑人害,认为黑社会的人对他报复,有时甚至内部高层也要加害自己,惊恐不安,有时发脾气,砸东西,失眠”,精神检查:“意识清晰,定向准确,否认有幻觉,有可疑被害妄想:认为黑社会在迫害他,单位高层有加害自己,有被跟踪体验:认为有人跟踪自己,有部分自知力。”初步诊断:“偏执状态?”,处理:“1.建议单位同事陪同补充相关病史;”,给予“喹硫平、阿普唑仑”治疗。2013年5月2日复诊:“(单位领导陪来)患者睡眠稍改善,但仍认为有人要害他,时常不敢住家里,住宾馆,有时夜间有幻听,听到有人敲他的门,白天无幻听。”诊断:“偏执性精神病?”,继续给予“喹硫平、阿普唑仑”治疗。2013年5月26日复诊:“(亲戚来)反映患者目前睡眠改善,易发脾气改善,偶尔会说有人害他。”2017年8月4日复诊:“患者今日在弟弟的陪同下来院,诉三四年没有服药,病情时好时坏,一直不能工作,离异,生活懒散,不规律,近半年加重,情绪暴躁,打砸东西,打家人”,收入院处理。

3.调查材料

(1)据被鉴定人的弟弟罗某球在2017年8月18日的鉴定调查反映:罗某“从2012年开始,家人发现他容易发脾气,听不得别人讲不同意见,摔东西,经常砸电视机、手机,有时还会打人,推过弟弟、爸爸、老婆”。“2013年加重,和朋友一起就有话说,和家人就没有话说”;“敏感多疑,讲过黑社会要报复他,叫家人注意,在车上放了很多球棒说要防卫,外出时,感觉有人跟踪他,称自己要做准备,但没有讲具体的情况”。“先到北大医院就诊,医生建议来康宁医院,就到康宁来看,后来断断续续服药,有好转,脾气没有那么大”。“具体他的经济纠纷,我也不清楚,在法庭上的情况也不清楚”。“他自己一个人住,这次是有一两天没有睡觉,发脾气,砸东西,就送他住院了”。“小孩由前妻带,他家里具体的情况也不清楚”。“他之前有两个身份证,香港的叫罗某,在内地的是罗某”。“他在香港也住过院,她前妻知道,我不清楚,病历找不到了。”

(2)XX市XX医院老年科在2017年8月17日的鉴定调查中反映被鉴定人病情,出具的《病情介绍》记载:“患者罗某,男性,41岁,住院号42027,因‘渐起暴躁冲动毁物5年加重3天’于2017-08-04第1次入院,病史由患者弟弟罗某球及表弟陈某勇提供:患者(罗某)2012年前因以前工作问题,渐出现夜不能眠,惊恐,脾气暴躁,有时大喊大叫,有时打人骂人,多疑,怀疑有人跟踪,疑人害,认为黑社会的人向他报复,怀疑警察内部高层也要加害自己,忐忑不安,有时发脾气,砸东西,2013年在XX医院及我院求治,诊断‘神经症’、‘偏执性精神病?’,先后服用“唑吡坦”、“喹硫平”,后逐渐好转。近三四年时好时坏,家人觉得患者性格变化,变得内向,话少,生活懒散,不规律。离异,情绪不稳定。3日前患者突然说要到原单位视察工作,脾气暴躁易怒,砸家里东西,砸酒瓶,砸了几个手机,连孩子的手机都砸了,打家人,三日未眠,家人无法管理,求治。精神检查:意识清楚,定向完整。在病房内治护配合,夜间睡眠可,大小便正常,称自己当过卧底,破获许多案件,所以一直有黑社会及警察高层忌恨自己,迫害自己,前不久还有40多个人围着自己打,幸好自己有练过,所以只是皮外伤,没受内伤,进医院后白天还好,晚上就有些担心安全问题。接触过程中,患者问答切题,主要围绕自己的警察经历叙述,因为自己得罪了黑帮和身边的同事而被他们迫害,为此离婚以避免家人受到牵连,情绪在不牵扯到病中言行时尚稳定,未发现院内冲动攻击行为。入院诊断:持久的妄想性障碍。治疗上以奥氮平(15毫克/日)为主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丙戊酸钠缓释片(500毫克/日)平稳情绪,予氟哌啶醇肌注控制其兴奋躁动。颅脑CT报告额叶脑沟稍宽,余颅脑未见明显异常征象。目前患者一般情况好,未诉不适,在病房内安静合作,夜间睡眠可,大小便正常,诉担心夜里睡了会不安全,其他时间就还好,不会太担心,继前巩固治疗。”

(二)检查所见

主要检验工具:智力测验、相关精神症状量表及其有效性心理测验等。

1.精神检查 2017年8月15日及2017年8月21日两次精神检查,所见基本一致,距案发时间13天余 。

被鉴定人意识清楚,在办案民警的陪同下自行步入病房检查室,衣着尚整,年貌相符,定向完整,交谈接触可,注意力集中;对检查基本合作,无主动陈述精神病症体验,无明显做作、回避对视的表现,但检查后期进行精神病量表检查时,则有过多承认精神病症状的倾向。

被鉴定人言语理解及表达较好,思维连贯,反应速度可,应对自如,无隔膜感,也无智力、记忆障碍表现。询问下其能清楚讲述个人家庭情况、工作生活经历,称自己“读完初中先到兰州当兵3年,后去到石家庄部队学校读本科,后来在驻港部队呆了4年”,“2001年回来,在XX公安局做特警,后来做刑侦,然后又做卧底”,“2012年下半年怕别人跟着,就生病了”,“2013年下半年自己提出离职,出来后就休养,也做点生意,投资也失败了;原来自己在深圳有10套房都卖掉做生意,没搞好,失败了”;“妻子是香港人,2006年结婚,2009年就开始分居,2012年协议离婚,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香港户口,在内地上学,跟着前妻”。

在谈及近几年的工作、生活经历时,言谈中流露出部分有一定现实性的系统关系被害妄想,称自己“从2003年做特警,办了很多大案子”,“2006年”至辞职期间一直在做卧底,“卧底时,见到三分之一身边的人(罪犯)都是在我眼前被(警察开枪)毙掉的,开始有点紧张,后来看着也就麻木了”,“2008年开始睡不好,怕被人报复,也有点内疚,有些人(罪犯)不该毙掉的都毙掉了,想起那些事,感觉内疚,影响睡觉”,“从2009年开始,觉得有人跟踪,自己开车回家,就发现有车跟踪”,“我开车到红绿灯前,等到红灯快到,就加油冲了过去,如果是真的是跟踪我,也就会冲过去,不是跟踪的就会停着,发现后面的车跟着我冲了过去,真的是跟着我”,“我就到处转圈,把他们甩了”;因为“我知道(公安局)内幕太多了,内部的一帮人就会派人跟着我,他们担心我把话说出去,我闭嘴就没事;有感觉到危险,他们要把我搞定(杀死),只要我不睡着,就搞不了,我都是半睡半醒”;“洗车的时候,我在车底找到过一次跟踪器”、“后我洗车都关注”没有发现过,“主要是开车跟踪我,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跟过来,换一个地方开始还好,后来也跟,没有停过”;“平时因为这些事情,(感觉)比死还难受,平时回家都是在家周围绕几个圈,观察周围没有人跟着才回家,我都是走楼梯的,不坐电梯”,“有时不敢住家里,住宾馆”;“有时打电话,有‘吱’的一声,就是在监听我,大概一个月有1-2次”;去到香港有时也会接到莫名其妙的电话,觉得是想看我在哪里;还遇到过以前公安局的同事,感觉他们都来者不善,没有那么巧,我本来要到香港的酒店睡的,见到之后我不去了;因为脾气不好,控制不住打小孩,在香港青山医院住院三次”;“(这次)住到医院,晚上也会感觉不安全”;“2012年去过北大医院看,后来到XX医院看,吃了药,睡觉会好一点,担心少一点”;其对此坚信不疑,坚信因为自己掌握了太多领导的黑幕、“很多领导的秘密都在我这里”,所以领导“都要搞死我”,近几年来自己未出事是因“每次都小心谨慎,没给人机会”,询问其为何不去找领导时,称“不敢找,找就死路一条了”,且也不肯讲述自己掌握的机密,因“说了就是我闭嘴(指死掉)的一天”;承认既往有“担心过”黑社会报复他,但“主要是(警察)内部的人,黑社会那些人都被毙掉了”。对于自己脾气变化问题,有回避,认为自己从2009年开始“脾气也变得不好,脾气暴了,会摔东西,打人”,原因是“可能年龄大了一些”,但“我没有精神病”,离婚的原因是“她(前妻)说我有神经病”。自己“应酬时喝酒”,酒量“一斤到八两,很少喝醉,没有瘾,不喝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不吸毒”。询问其他精神症状时,称“睡觉迷迷糊糊时、极度疲劳时会有”“好像听到有人说我坏话”,“感觉脖子被人掐住了”,“清醒时没有”,未查及有确切的幻听、被控制体验及其他妄想。长时间的交谈情绪稳定,情感反应适切,未查及病理性优势情感体验;谈及被跟踪的事情时,会看一下周围陪同的警察,显得谨慎,并称内部的事情可以单独谈。行为安静,检查配合;未见冲动、怪异行为;谈及以后打算时称“过一天算一天,自己在想刀枪不入的方法,成功了再告诉你”,表情显得较认真,无明显意志要求减退;对自己病态体验无认识,自知力缺乏。

被鉴定人能清楚讲述此次案发经过,与讯问笔录所述基本一致,称:“那天我在开庭,是另外的纠纷,本来不关他(被害人)的事情”,“开完庭后他一个人在旁边唠唠叨叨,说上次没有把我搞进去,这次要把我搞进去”,“肯定是对我讲”,“我还问了他搞什么,然后双方就发生冲突,他还说要枪毙我,我听了就生气”,“我被他推了一下,脑袋有点懵,我的手可能碰了他一下,他的嘴巴碰到我身体的部分伤了”。对于和被害人的矛盾和纠纷,其明确表示因既往跟对方有经济纠纷,称对方让其帮忙向某组织放高利贷150万,后只收回130万,本金还未收回对方被抓,期间“我被骗、给他打了150万的借条”,对方在2014-2015年曾用该借条“向法院告我”、“一审他赢,我提出上诉”,还未进入二审;对于笔录中所陈述的“这段时间(他)还一直在收集我在职时做‘保护伞’的假材料,要犯罪嫌疑人做伪证指认我”,解释去年“纪委把我抓去关了7天,是他实名举报”,且亲耳听到有人(已坐牢的犯罪嫌疑人)跟自己说“他在搞那些材料整我”;询问下也表示对方就是为了自己的财产才想让自己坐牢,纯粹是属于双方之间“纯利益冲突”,否认被害人有参与领导层害自己的事情,还认为对方没有那么大能力等。其对于这次案件有一定自我保护,辩称“我没有打他,他先打我,他的嘴碰到我身体受伤的”,但也称“自己对自己行为负责,看怎么判”。

2.躯体及神经系统检查 神清,四肢活动自如,未见神经系统阳性体征。

3.心理测验

(1)二项必选数字记忆测验:容易分11分,困难分8分,提示“被试基本合作,可能注意力不很集中”。

(2)中国修订韦氏成人智力量表(简式二合一):智商103。

(3)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L36,F73,K29;Hs43,D38,Hy44,Pd56,Mf50,Pa68,Pt71,Sc74,Ma66,Si48;F值明显增高,提示一定夸大精神症状倾向。

(4)90项症状清单:总分385,阳性项目数82,阳性症状均分4.72。

(5)综合心理评估:

①简易精神症状自陈量表:13分,提示有夸大精神症状倾向。

②简明精神病量表:26分,提示有部分精神病症状,以敌对猜疑和思维障碍为主。

③精神功能大体评定量表:61-70分,提示有轻度精神症状,但一般活动尚好。

④辨认和控制能力精神医学评定量表:总分89分,提示本次案发时其辨认、控制能力在正常范围(57-87分为部分削弱,≥88分为正常范围)。

【分析说明】

(一)精神状态及其医学诊断分析

评定标准:《国际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分类第十版(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简称ICD-10)、《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简称CCMD-3)、《检查与诊断方法》。

1.被鉴定人系中青年男性,平素性格固执,有精神疾病家族史;曾入伍,之后在刑警任职多年;据鉴定调查及病历资料反映,其从2012年开始出现“容易发脾气、听不得别人讲不同意见、摔东西、打人”,“敏感多疑,认为黑社会要报复他、感觉有人跟踪他”,“车上放球棒防卫”,2013年到精神专科就诊,查及“可疑被害妄想”、“被跟踪体验”,病历记载2013年5月曾有“单位领导”反映他“认为有人要害他,时常不敢住家里,住宾馆”,诊断“偏执性精神病?”,服用抗精神病药治疗1月余,稍有好转;被鉴定人原单位案发后出具的“情况说明”反映其在2006年10月至2013年8月任职刑警工作期间,“情绪、言行正常,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与同事相处、配合较好”,只是“组织纪律性差,作风比较散漫”。提示被鉴定人近年来在不良个性及特殊工作处境下出现过持续性的疑似思维内容障碍,伴有部分冲动行为,但其他社会适应可、能完成工作,非密切接触者也未发现其存在突出的精神异常表现。

2.另据书证及鉴定调查,家人反映其“病情时好时坏,一直不能工作,离异,生活懒散,不规律”,但近4年来一直未再到精神专科接受治疗;被鉴定人在本次案发期间因现实矛盾和纠纷打伤被害人,在案发后第2天方因“情绪不稳、脾气暴躁易怒、砸东西”被家人送入精神专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检查时称“有黑社会及警察高层忌恨自己,迫害自己”,“因为自己得罪了黑帮和身边的同事而被他们迫害”,经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目前“安静合作”,“诉担心夜里睡了会不安全”,诊断“持久的妄想性障碍”。反映被鉴定人的疑似思维内容障碍呈持续性。

3.鉴定检查发现,被鉴定人交谈基本合作,思维连贯,无隔膜感,能讲述个人生活工作经历,无智力、记忆障碍;言谈中流露出部分有一定现实基础的系统关系被害妄想,主要是认为自己任职刑警工作期间,“知道(公安局)内幕太多了,内部的一帮人就会派人跟着我,他们担心我把话说出去”,“从2009年开始,觉得有人跟踪,自己开车回家,就发现有车跟踪”,“有时打电话,有‘吱’的一声,就是在监听我”,“去到香港有时也会接到莫名其妙的电话,想看我在哪里”,在香港遇到以公安局的同事也认为“来者不善,没有那么巧”,因此回家要“绕几个圈”、“不坐电梯、走楼梯”、“有时不敢住家里,住宾馆”等;入院治疗至今,仍“晚上也会感觉不安全”;也感觉做刑警期间为有些事情“感觉内疚,想起那些事情睡不着”,“脾气不好,会摔东西打人”;自知力缺乏。提示被鉴定人存在以思维内容障碍为主的精神症状,治疗后有好转。

3.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具有以下临床特征:(1)症状:持续存在有现实基础的系统关系被害妄想,内容较为固定、系统,持续存在;(2)严重程度:涉及其精神症状内容时,社会功能受损,自知力缺乏;但在未涉及病症的其他社会适应尚正常。(3)病程:持续性病程8年,显症期5年;(4)鉴别:①虽入院期间“颅脑CT报告额叶脑沟稍宽”,但头颅CT未见其他异常,鉴定检查无认知功能损害表现,体查未见神经系统阳性体征,故无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的诊断依据。②其有饮酒史,但多为应酬性饮酒,无成瘾、无耐受性下降、无认知功能损害等,也无其他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的证据,因此,不支持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诊断。③被鉴定人在2013年8月辞职前曾在精神专科就诊1月余,本次涉案后方再次到精神专科住院治疗,鉴定检查期间也有夸大精神病症的倾向,似提示有主观伪造“精神病”病情的倾向,但其家人介绍病史、入院精神检查内容及本次鉴定精神检查中所获及的思维内容障碍相互印证,未发现有夸张成分,弟弟的调查中也反映虽其“讲过黑社会要报复他,叫家人注意,感觉有人跟踪他”,但也“没有讲具体的情况”,这也较为符合该类精神障碍者的病情特点,而其在本次鉴定检查中所流露出的关系被害观念,也未见夸大情形,这些偏执观念虽与其一贯来的固执个性和工作中的现实处境有直接关系、似以多疑为主,但该病情在其辞去相关工作后仍持续存在、也包含有较多病态的推理和判断过程,缺乏确切的现实依据,并明显影响其情绪和行为,难以被说服等,基本符合“妄想”的病理特点、达到“妄想”的严重程度,且病史中未伴有其他精神病性症状,在未涉及到其思维内容障碍时,一般社会适应良好,这些病情特点也较为符合ICD-10中“妄想性障碍”的诊断要点,目前无“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依据。④其自称“从2003年做特警”后,因目睹多起“罪犯被(警察开枪)毙掉”等事件,后变得“睡不好”,“容易发脾气”、行为冲动、伤人毁物等表现,且其冲动对象多针对家人,不排除有适应不良性行为改变的可能,但目前无明显阶段性兴奋、话多、夸大表现,精神检查未发现有病理性优势情感体验,故不支持“情感障碍”的诊断。

综上,被鉴定人罗某的精神状态基本符合“F22.0妄想性障碍(即偏执性精神障碍)”的诊断要点,2017年8月2日案发期间处于该病发病期,但作案行为未涉及该精神病症。

(二)案发时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医学分析

评定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法律能力评定程序与方法》。

1.被鉴定人罗某在笔录及鉴定检查中陈述作案原因一致,均表示“我和范某(本案被害人)之间由于放高利贷发生过经济纠纷,这段时间(他)还一直在收集我在职时做‘保护伞’的假材料,要犯罪嫌疑人做伪证指认我”;案发当日被鉴定人作为被告和上诉人出庭(该案件与被害人无关),被害人却出现在现场,被鉴定人也表示系因对方说了“你很快就要进去了,上次没有搞进去,这次一定要把你搞进去,如果是在宝安我就一枪毙掉你”等,为此“我听了就生气”,加上“被他推了一下”,才攻击被害人;其也承认与被害人冲突系“纯(经济)利益冲突”,所陈述也均系实际发生的现实矛盾和纠纷,未查及脱离现实的妄想内容等。提示被鉴定人的涉案行为系现实因素影响下所为,缺乏精神病理动机的直接参与。

2.被鉴定人案发时意识清楚,事后能清楚讲述案件经过及细节;本次涉案行为事出有因、作案对象有针对性、执行准确,其能适当调适个人行为等,如:先与被害人一起走出法庭,之后发生口角,继而出现身体冲突,并大叫“警察打人”,法警及周围人到场后未再继续打斗行为,讯问中称是“他先打我,我没有打他,他的嘴碰到我的身体受伤的”,与旁证看到其从背后“一拳打到瘦子(被害人)的头上”、被害人倒地后还“用脚踢了瘦子一脚”明显不符,反映其有明显自我保护意识。提示被鉴定人在案发时对现实环境及自身行为的性质、意义、后果具有良好的辨认和控制能力。

3.据本次鉴定发现,被鉴定人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此次案发时虽仍有妄想症状,但这些症状内容较固定、系统,仅针对其原来工作的单位,因“我知道(公安局)内幕太多了,内部的一帮人就会派人跟着我,他们担心我把话说出去,我闭嘴就没事”而被单位派人跟踪、加害等,在不涉其妄想内容时,精神活动尚正常,对其一般社会适应无明显影响,能如常生活及交往,处理日常事务,如出庭上诉等,这些均较为符合“偏执性精神障碍”的一般临床特点;而被鉴定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则限于个人经济纠纷和现实性利益冲突,被鉴定人也承认与领导迫害自己的事情无关,鉴定检查也未查及涉及本次涉案行为的精神病性症状;提示其所患精神病症对本次作案行为并未构成精神病理影响。

综上,被鉴定人罗某2017年8月2日实施作案行为时,未发现精神病理因素的影响,即辨认和控制能力在正常范围;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医学评定结果支持上述分析。

【鉴定意见】

1.被鉴定人罗某患有“妄想性障碍”,2017年8月2日案发期间处于该病发病期。

2.被鉴定人罗某在2017年8月2日实施作案行为时,其所患精神病症对本次作案行为并未构成精神病理影响,即辨认和控制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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