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员工解除劳动关系时民事行为能力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案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员工解除劳动关系时民事行为能力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案缩略图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员工解除劳动关系时民事行为能力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案

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被鉴定人孙某2005年8月1日进入某某有限公司工作,2008年1月1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7年6月29日,某某有限公司与被鉴定人签订离职协议。

2018年6月26日,被鉴定人提出劳动仲裁,要求废止离职协议,恢复劳动关系。2018年8月3日,上海市某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不支持被鉴定人的仲裁请求。现被鉴定人起诉至某某人民法院,提出其患有抑郁症,要求对其在2017年6月29日签订签订离职协议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

据送检某某有限公司代理律师杨某某对员工顾某某、孙某某、乔某某调查笔录:被鉴定人在2017年6月份的时候表现正常,工作方面也没有收到员工的抱怨,离职时的交接程序也很顺畅。

据被鉴定人妻子李某某反映:被鉴定人心情从表面上看不出来,情绪压力大的时候会和妻子说,有时情绪不好了会喝酒,晚上在客厅踱步,有时声称不想活了、想自残,但未付诸行动。在离职前公司曾找他谈话,他情绪变差,经常喝酒,记忆力差,离职后说想死的几率较前变大。被鉴定人在离职前未曾与妻子商量,都是他自己独自与公司交涉的,最后一天上班时公司才通知他离职,补偿金等事宜都是他自己与公司商谈的,离职后人就比较沮丧,独自一人到医院复诊、配药。目前精神萎靡,仍想回公司上班,妻子每天早晨上班时他在睡觉,晚上下班回家时常看到他在给儿子辅导功课,到法院诉讼也没有与妻子商量,自己找的律师。

据某某中心病史资料:被鉴定人2009年2月12日因“自觉压力大、夜眠差近半年”就诊,病史反映其在单位任计算机工程师,觉得压力大,精力不充沛,觉得很累,夜眠差,睡不着,睡着了后多梦,有时有早醒,醒来后心情也比较差,经常有活着没意思的想法,时感到浑身不舒服,在外院曾做胃镜、各种化验、Holter等检查均无明显异常。精神检查:接触尚好,对答切题,未引出幻觉、妄想,情绪偏低,意志要求减退,易疲劳,有消极念头,自知力部分。诊断印象为“轻度抑郁状态”,配服西酞普兰、百忧解等药物治疗,规律复诊。2009年8月5日复诊病史记载其情绪有好转,自行减药,近2周出现入睡困难(上床后1-2小时入睡),多醒。精神检查反映其情绪平稳,未见低落,自诉每晚睡眠6-7小时,部分自知力。2010年2月3日至2016年12月5日间未见就诊记录。2016年12月5日至2017年6月12日间多次复诊病史反映其病情稳定,正常工作,有时夜眠欠佳,精神检查反映情绪无低落,情感协调,意志要求合理,有自知力。2017年6月26日病史记载为“病情有波动,近几天由于工作关系,心情不佳,感到气愤,从而夜眠不佳,已自发加药助眠。精神检查:神清,仪态整洁,接触主动,诉说单位工作压力,领导不能理解,稍有焦虑,自我评价无降低,自知力存在……”2017年7月24日病史记载为“病情有些反复,由于工作不如意,‘无故’被解除,想不通,感到很郁闷,常多想,烦恼,夜眠也欠佳。精神检查:意识清,仪态整洁尚可,接触合作良好,唉声叹气,情绪有低落,认为现在这个年龄说不干了就被不干了,想不通,又考虑今后的出路在哪里,稍有焦虑,情绪平稳,无哭泣或骂人,未引出幻觉妄想,自知力存在,(情感协调)……”2017年8月7日病史反映其病情无明显好转,仍为工作的事情烦恼,担心以后工作,夜眠欠佳,精神检查示有些焦虑,显得疲劳,情绪有些低落。2017年10月9日病史反映其能正确对待单位的事情,情感协调,自知力可。此后就诊病史反映病情基本平稳,2018年9月3日就诊病史记载为“病情如旧,仍在调解与纠纷之中,没有新的工作,不吃药就睡不好,维持原治疗方案。精神检查:意识清,接触合作,未引出幻觉妄想,情绪基本平稳,但是兴趣有下降,情绪也有低落,稍有自责,没有消极观念,自知力存在……诊断:重度抑郁发作……”送检病史中末次就诊日期为2018年11月22日,反映其病情稳定,无不适,维持原治疗方案,精神检查示意识清,接触合作,未引出幻觉妄想,情绪平稳,自知力部分。

诊断:重度抑郁发作。

【鉴定过程】

鉴定人员在受到委托材料后详细阅卷,依据《精神障碍者司法鉴定精神检查规范》(SF/Z JD0104001-2011)对孙某进行精神检查。

神志清楚,仪态尚整,接触合作,对答切题。能介绍个人学习、就业情况,声称在被告公司工作12年之久,2005年进工会,第二年就做工会主席,在外资企业压力大,2009年时出现睡不着、白天不开心、杂念多、感觉活着没意思等情况,曾自行到精神卫生中心就诊,配服舒乐安定、百忧解,2009年到2014年间偶有一两个星期情绪低落,但整体情况较好,2014年因公司更换领导以及工作压力大等原因再次发病,“2009年的状况又来了,更糟糕,自杀念头更强烈,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什么都没有了,工作、生活都不满意,医生把药换成米氮平,吃不好,又换成百忧解,一天吃两粒,调药后好了些,没有恢复到2009至2014年间那么好。工作能做,交流上差,不愿出门,老婆意见大,说我在家里不做事。”表示在2017年5月份的时候病情加重,“(2017年5月份公司人事变动)对我病情有影响的,状态更差了,记忆力差了,经常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睡眠差,想世界是灰暗的,活着不如死了,想这些事情的时间更长了,我自己偷偷加了三粒药,效果有点,比以前差些,工作按部就班还能做……5月份他们说要给我做个处理,我心里数着,活一天算一天,一直到6月份26号,我发病了,以前想自杀,当时想杀人,觉得很多人对我不好,杀了自己自杀,遏制不了,晚上睡不好,在客厅里走,一直到6月27号。”

称2017年6月份被辞退,能讲述整个事件经过,“2017年4月26日公司被并购,当时总经理说我不是并购对象,5月份我还在与上级领导协商,后领导认为我搞破坏,……一直到6月27日,公司发邮件给我,要我把病假单拿过来,他说我这个病假很奇怪,6月28日,我带病假单过去了,他直接对我说不要我了,说你干了这么多年,给你点补偿,我当时稀里糊涂的,不知道当时在想什么,‘这些人在开玩笑?我是在做噩梦?’,经常断片……他们一开始提出N+3的赔偿,我首先不同意离职,当时不想活了,离职不是要我去死嘛,后来我提出2N吧,他们诱导我往下减,他们往上加,N+10他们不同意,最终加到N+6。我当时本能的作出了抗争,他们坚持不退,最后谈了N+6……我最后坚持不住了,我给他们看病假单,我说我会死的,他们从1、2点开始一直谈,他们说了很多,听起来很有道理,照他们这样做,我没吃什么亏,如果打官司会吃亏,我当时趴在桌子上,我当时顶不住了,就把钥匙拿出来了,签了字,他们开了交接单,我把东西都拿了出来。”称公司共计对其补偿40万元,且已被投入股市,“都投到股市了,迷迷糊糊的要死,拿了钱就投进去了,习惯性的,现在还剩下一半。”

对于当前病情,被鉴定人表示较离职时有好转,“有起伏,但好些。吃了些药,心情好点,自我评价低也好些了,想死的念头也会有,但比2017年好多了,和离职前差不多。”称离职后曾在外找工作,但都因为其患有抑郁症而未被录用,经朋友提醒后才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现起诉至闵行区人民法院,仍想恢复劳动关系,问其起诉到法院要求恢复劳动关系有何依据,称:“我心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我当时那种状态,应该不适合那种谈判的。”解释称因为怕吵而未与家人商量诉讼的事情,“怕家人吵,所以我直接找专业人谈。”

整个检查过程,被鉴定人思维连贯,言谈有序,记忆、定向、智能未见异常,未及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言语内容反映有眠差、情绪低落、消极观念等抑郁症状群,目前症状明显缓解,意志要求适切,自知力存在。

【分析说明】

一、精神障碍诊断:

被鉴定人2009年2月12日以“自觉压力大”及“夜眠差”为主诉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就诊,病史反映其精力不充沛,觉得很累,夜眠差,多梦,早醒,心情差,有活着没意思的想法,感到浑身不舒服,但经检查后并无躯体异常发现;精神检查反映其情绪偏低,有消极念头,易疲劳,意志要求减退,诊断印象为“轻度抑郁状态”。此后规律复诊,2009年8月5日复诊病史反映情绪平稳,未见情绪低落,自知力部分;2016年12月至2017年6月12日亦反映其病情稳定,能正常工作,精神检查无明显异常。

被鉴定人2017年6月29日与本案被告方签订离职协议,被鉴定人妻子反映称在签订离职协议前病情加重,表现失眠、健忘、有消极想法,但部分被鉴定人同事则反映其工作表现尚可,该时间段的病史资料反映其病情在此前后有所波动,心情不佳,感到气愤,夜眠差,精神检查中诉说有工作压力,领导不能理解,有焦虑体验,自我评价尚无降低,自知力存在。

本次精神检查:被鉴定人思维连贯,言谈有序,记忆、定向、智能未见异常,未及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查及既往曾有眠差、情绪低落、消极观念等症状,目前已缓解,意志要求适切,自知力存在。

综上,根据《ICD-10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被鉴定人既往患有抑郁发作,2017年6月份签订离职协议期间病情虽有波动,但尚未达到抑郁发作的程度。

二、民事行为能力评定

被鉴定人在签订离职协议期间病情有所波动,存在一定的情绪反应,但尚未达到抑郁发作的程度,在与被告方交涉过程中能基于自身经济利益提出相关诉求,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精神障碍者民事行为能力评定指南》(SF/Z JD0104004-2018),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鉴定意见】

被鉴定人孙某患有抑郁发作,2017年6月份签订离职协议时未达到抑郁发作的程度;对签订离职协议一事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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