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案看股东的股票交付请求权与诉讼时效

从本案看股东的股票交付请求权与诉讼时效缩略图

摘要:

 《公司法》第136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登记成立后,即向股东正式交付股票。公司登记成立前不得向股东交付股票。该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公司应在成立后的什么时间段内交付股票。股东的股票交付请求权是股东权的一种,按照《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间为二年。那么,公司在成立二年后,未向股东交付股票,股东是否尚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该项合法权益。本文拟从时效的本源、立法目的及请求权的性质,股票的性质来说明上述问题。

关键词:时效 诉讼时效 请求权 股票 股票请求权

  一、据以研究的审判案例

  [基本案情]

  1993年8月,原国有企业徐州锻压设备制造厂经江苏省体改委批准做为发起人,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徐州压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张保林、高锦华等人于1993年12月分别交纳购股款,发起人徐州锻压设备制造厂分别出具收据。1994年5月发起人徐州锻压设备制造厂召开徐州压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并通过公司章程,张保林、高锦华等人载入股东名册,并在工商机关予以登记。1996年该公司依照国务院(1995)17号《国务院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规范的通知》,国家体改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局体改生[1996]122号文《关于对原有股份有限公司规范中若干问题的意见》精神,依照《公司法》第229条规定,进行重新登记,并于1996年1月18日修订公司章程,约定: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股票是公司签发并证明所持股份的凭证。公司发行记名股票,股票采用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规定的形式。以股票面值发行。公司成立后,除1999年4月召开股东大会外,其余时间未召开股东大会年会、亦未召开股东临时大会,但分别于1995、1996、1997、1998年向股东张保林、高锦华等人支付股息,但未向各股东交付股票。

  [判决要旨]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股票交付请求权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享有的一项权利,此请求权开始于股份有限公司登记成立后。根据民法规范,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二年。因此,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票交付请求权,应在公司登记成立后二年内行使,超过此期限的,人民法院对该民事权利不予保护。徐州压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自1994年3月创立至今,已登记成立多年,张保林、高锦华未向徐州压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行使股票交付请求权。因此,在本案中,要求公司交付股票的权利不能得到保护,应驳回张保林、高锦华要求徐州压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交付股票的诉讼请求。[1]

  二、问题的提出

  法院判决的逻辑思路是股票交付请求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民事权利的保护除法律另有规定外,适用二年的诉讼时效,那么股票交付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保护股东此项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成立后,股东就应当知道公司应即向股东交付股票,而公司在长时间内没有交付股票,股东没有在公司成立后的二年内行使请求交付股票的权利,依照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法律不予保护。应驳回原告的要求公司交付股票的诉讼请求。这种判决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一方面即认定了张保林、高锦华的股东资格,一方面又不能支持要求公司给其交付股票的请求,从而致使张保林、高锦华无法行使股票质押、股份转让等权利。本文拟从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及本源、客体、股票、请求权、股票交付请求权等方面来阐述上述矛盾,确认这种判决的错误所在。

  三、时效、诉讼时效及其客体

  关于时效的概念,一般认为,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是指定一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时间而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制度。近代民法中较早的明确论述是法国民法典第2219条对时效所下定义。该条规定“时效谓依法律特定的条件,经过一定的期间,而取得财产的所有权或免除义务的方法。”而后,各国时效制度虽然在立法体例各有差异,但其所规定的时效制度的各项原则为近代各国民法所采用。如大陆法系《德国民法典》第194-222条,《瑞士民法典》的第95条、日本民法典第167-174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25-127条等。如何界定诉讼时效,各国立法体例不同,学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看法:1、是指权利不行使的状态继续达一定期间,致请求权消灭的制度。[2]2、消灭时效者,请求权于一定期间内不行使而减损其力量之谓也。[3]3、消灭时效者,以于一定期间内,不行使其权利为成立要素之法律事实也。[4]4、诉讼时效是对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的权利人,使其丧失在诉讼中胜诉权的法律制度,[5]是一种消灭诉权。但我国学者一般认为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的期间内,持续的不行使其请求权,在期间届满后,义务人有权拒绝给付,[6]是一种抗辩权的产生。上述诉讼时效概念存在不同的差异,但都有以下二个共同点,即1、存在权利人不行使请求法院保护其权利的事实状态。2、这种事实状态持续达一定时间。那么对诉讼时效的效力从上述概念上可以看出有几点结论,1、是诉讼时效完成后,债务人可以拒绝履行债务。2、对时效完成的给付,不得要求返还。3、诉讼时效的完成不影响时效完成前已经适于抵销的债务相抵。这样看,诉讼时效完成后,义务人获得了履行抗辩权,但权利人的请求权不消灭。

  民法上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原因与宗旨,不仅一方面是否定旧的权利义务关系,肯定建立起来的新秩序,另一方面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便更好地发挥财产的作用和促进社会经济流转的正常进行,而且更在于保护交易安全以及维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在交易过程中,当事人双方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一种互换,保护交易安全、维护第三人的依赖利益必定要给权利主体确定它们行使一个合理界限。这样,可以使当事人清楚在交易期间,由于自己的过失,导致权利不能及时得到保护,从而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从以上可以看出,诉讼时效的要求,并非在于侵夺权利人之权利,而是在于给予义务人一保护手段,使其毋需详察事物即得对抗不成立的请求权。

  那么是否民事权利都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即诉讼时效的客体如何界定。这是我们在充分肯定上述时效制度价值的前提下,另一个必需明确的问题。因为如不能明确诉讼时效客体将产生不利的危害后果。一方面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权利被适用之,使权利人的正当权利由于诉讼时效的经过而不受法律的保护,从而违背法律公平、正义的精神;另一方面应适用诉讼时效的权利未被适用或未被正确适用,从而破坏诉讼时效制度稳定法律秩序的基本价值。我国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的客体并没有详加论述。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国家在民法典中具体确定诉讼时效客体为何种权利,如《德国民法典》将请求权作为诉讼时效的客体(194条第1款),而日本《民法典》规定诉讼时效的客体为债权(167-174、508、724条)、《瑞士债务法》将债权做为诉讼时效的客体(127条),我国台湾地区仿造德国民法典也将请求权作为诉讼时效的客体(126条)。我们注意到我国诉讼时效制度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第七章及其若干问题的意见部分,《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的“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第137条规定的“权利被侵害”、第139条规定的“行使请求权”、第140条规定的“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若干意见中用165-177条共计13个条款来解释上述的第135条,而这13个条款都是债的请求权,表明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进一步讲,是否一切请求权都适用诉讼时效,一般认为诉讼时效的客体为债权请求权以及物上请求权,[7]有学者更进一步认为,物上请求权中返还财产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得适用诉讼时效。物上请求权的排除妨害请求权、清除危险请求权、所有权确认请求权、基于身份关系的请求权以及基于相邻关系的请求权等,一般不发生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8]其他权利作为请求权,特别是人格权、支配权、参与管理权和形成权,也不因时效而消灭。[9]另外,从我国现行立法规定来看,我国民法并未将物上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对待而是将其置于侵权请求权中,[10]亦是一种债。

  四、权利、请求权

  权利为民法中的核心概念。德国法学系安德烈亚斯.冯.图示认为“权利是私法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对法律生活多样性的最后抽象”,它是一个具有发展性的概念,如何界定权利,一般肯定权利乃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之力。[11]依其效力所及范围为标准,可分为绝对权和相对权。绝对权是指一般指请求不作为的权利,如人格权、身份权、物权……,而相对权指对于特定人请求其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在这两种典范性的权利之间,存在着一些混合形式,相对权也可以被赋予个别的对世效力,[12]即债权物权化现象。请求权是权利依据其作用划分而为的一个分支。其是指根据权利的内容,有可能仅仅对某个特定的产生效力,即得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其特点在于:权利人实现其利益,须借助他人的行为,权利人不能直接取得这种权利所体现的利益,只能请求义务人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而间接地取得利益,是属相对权范畴之列。请求权由基础权利而产生,依其所由发生基础权利的不同而不同,请求权是权利的表现,而非与权利同属一个物,其旨在实现权利的内容或回复其侵害前的状态。[13]从上述概念和特点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请求权可以包含以下三层含义,1、是旨在获得某种特定的给付要求,即他人可以“请求”这种给付,至于实际上能否获得其希望的给付,则是另外一回事。2、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这样一种请求权以存在一项实体法依据的权利为前提。3、请求权人与被请求权人均是特定的法律主体。我们再来看一下债的概念,《民法通则》第84条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关系。也是一种特定主体之间的给付。通过请求权与债的概念的相比较,两者十分相似,我们不能发现请求权与债之间的区别。所以,在一定层面上,在请求权和债之间不存在实质上的区别。[14]请求权有独立请求权和非独立请求权之分。独立请求权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不依赖于它之前就已存在的权利。与此相反,非独立请求权则是为实现其他的权利服务的,是有一种服务功能,而不能单独存在。

  五、股票、股票交付请求权

  股票是一种股份凭证,由股份有限公司在筹集资本时向出资人发行,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由于股份不是一种原权,它是股东以物权、知识产权,甚至一定意义上的债权作为出资后形成的权利,是一种派生的财产权利。一定的股份代表一定的财产权,因而股票也是一种财产权的证书。股票所代表的权利(股权)原已存在即股东向股份公司出资时就已经存在,而并非来源于股票的制作,因此,股票也只是股权存在的证明和行使股权的凭证,即使股票灭失,股权并不会因此而消灭,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股票是一种证权证券,而非是一种设权证券。再一方面股票所代表的权利是一种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而行使这种权利必须以持有股票为必要条件,如股票的质押、股份的转让等。因而股票亦是一种有价证券。另外,股份不存在而发行股票,或者票上有不真实的记载时其股票或该项记载无效,所以股票又是非无因证券,也不是文义证券,[15]而有别于票据、提单等。另外,亦有学者认为股票是股份公司成员资格的表现,[16]而基于这种成员关系而形成的权利,在公司法中表现为股东权利形式存在……,是成员权这种身份权……,[17]这样看,股票是股东拥有的公司的成员资格或身份资格的一个证明文件。

  按照我国《公司法》第133条规定,公司向发起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法人发行的股票,应当为记名股票,并应当记载该发起人、机构或者法人的名称。第134条规定,公司发行记名股票的,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1、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2、各股东所持股份数;3、各股东所持股票的编号;4、各股东取得股份的日期。第94条规定,董事会应于创立大会结束后三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下列文件申请设立登记。(一)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二)创立大会的会议记录;(三)公司章程;(四)筹办公司的财务审计报告;(五)验资证明;(六)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姓名及住所;(七)法定代表人的姓名、住所。根据上述规定,证明股东身份的有三种形式,股票、股东名册、公司注册登记文件。股东名册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记载其股东名单的书面文件;而公司注册登记文件则是工商行政机关持有的证明股东身份和权利的官方文件,具有公示力和公信力。

  股票交付请求权。我国公司法第136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登记成立后,即向股东正式交付股票。公司登记成立前不得向股东交付股票。这种请求权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请求权,而是一种身份关系或成员关系的确认。通过上面请求权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请求权是相对权的一种,与权利非同一物。股东资格的登记一经完成,要求变更或否认股东状态的请求即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便具备了绝对权的性质。体现股东权利的股份是以记明金额的股票形成出现,不从属于任一持有股票的人。而股票仅是对股东身份的一种确认,而不是一种债的关系,虽然说股票是一种有价证券,但公司向股东交付股票,并不是一种债的履行,因为请求权的给付,在于权利人对于其物无直接的法律关系。而股票的交付具有明确的直接的法律关系。这也是由股票的上述性质所决定。如果不给股东颁发股票,同样也不能否认股东资格,因为股东名册、公司注册登记文件也都同样证明了其股东的身份。

  另一方面而言,股东个人对其股票具有一种所有权。其不能单独让与或继承而转让他人。股东出资后,已取得在股东名册和公司注册登记文件上的确认,公司没有交付股票给股东,这时,他的请求交付股票,也仅是一种期待权。

  对于本案而言,张保林、高锦华依公司章程出资,履行了出资的义务,参加公司的创立大会,并载入股东名册和公司注册登记文件,其股东身份是确定的。其有权要求公司向其交付股票。

  股东的股票交付请求权的实质和目的,仅仅是恢复股东的股票所有和应有的状态。是一种支配权。请求权的行使使所有权人股东能够反对特定人即公司对其股票所有权的非法干扰,从而使和所有权相应的状态重新得到恢复,要求返还的请求权是针对占有人即公司。另外从上述请求权的分折,我们亦可以看出股东的股票交付请求权是股东权的一种,其为完现股东权利而服务的,而不能单独行使,它仅能够使一个针对某一特定对象和一个绝对权相应的状态得以实现,这个特定对象则因为进行了和权利人的权利相违背的行为或作为“妨害人”而对此负有责任。

  六、结语

  从上述分析看,股票交付请求权并不是诉讼时效客体所指明的请求权,故法院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来处理本案亦是一种错误。再者我们从诉讼时效的立法本义上看,亦会发现上述问题,一方面股票的交付不存在因证人已不在世或无从找到依据而存在确认的困难,法院受理这种请求权,有股东名册和公司注册登记文件可以证明其股东身份,也不存在可能的偶然性的支配,而仅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另一方面,如果股东长期不行使他的股票交付请求权,第三人也不会认为他不是公司的股东,而与之交易从而侵害了交易秩序和安全制度所保护的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其次,股东名册、公司注册登记文件,具有特殊的证明力,它使股票交付请求权这种确认之诉适用诉讼时效成为多余。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诉讼时效的存在不是权利消灭的原因,它是给予义务人一个抗辩权。义务人行使这一权利受到民法的“诚实信用”这一基本原则的限制。因为这一原则要求行为人要像一个正直的人那样去行为,如果某种权利本来就是某人通过他自己的违反诚实信用或违反合同的行为取得的,现在他主张这种时效,就是违反诚实信用。公司的章程明确了交付股票的行为,而这一章程依公司法规定对公司、股东、董事均有约束力,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合同。而公司在成立后,拒不交付股票,这就是违反合同约定,而现公司依违约而获得的时效抗辩权利而行使之,依诚实信用原则,应认定是一种权利的滥用,亦不得能到支持。

[1]详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02)云经初字第425号民事判决书。

[2]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627页。

[3] 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1998年版,第154页。

[4]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2页。

[5]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第183页。

[6]龙翼飞《时效制度若干问题》,摘自中国民商法网。

[7]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629页。

[8]王利明《民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32页。

[9][德]卡尔.拉伦茨 谢怀式等译《德国民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34页。

[10]王利明《民商法研究》(修订本)第四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69页。

[11] 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84页。

[12][德]迪特尔.梅迪库斯,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9-60页。

[13] 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92页。

[14] 拉伦茨:《德国民法总论》,第142节,第243页转引自[德]迪特尔.梅迪库斯,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5页。

[15] 谢怀式《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第250页。

[16][德]迪特尔.梅迪库斯,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836页。

[17] 江平《制订一部开放型的民法典》载《政法论坛》2003年1期,第5页。

(作者单位: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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