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刑事诉讼的程序观

现代刑事诉讼的程序观缩略图

作为法治社会“现代性”的基本外观,程序彰显出前所未有的重要价值。在现代法治社会,程序不应该只是一种必须履行的法律手续,相反,通过吸纳程序利用者的声音,程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通过双方参与促成合理决策的论证过程。这一过程不仅直接决定着个案的最终裁判并赋予其正当性,而且,通过实体法的选择与适用,间接影响着成文法的真实含义。当前刑事诉讼领域对程序问题的关注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司法层面的问题:“能否以实现实体正义为由,违背法定程序?”二是立法层面的问题:“法定程序自身是否合乎正义?”也即通常所说的程序正义问题。

          司法者应有的程序观念

      ——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追诉惩罚犯罪

  在个案中,追诉、惩罚犯罪为什么必须遵守法定程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取决于对法定程序功能的理解和认识。

  刑事诉讼活动是对犯罪行为的制度化应对。在此应对过程中,为了收集证据、查获犯罪人,必然伴随着国家权力的积极应用。如果承认负责追诉犯罪的司法工作人员也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那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谁又能担保每一个司法工作人员都不会因为私欲或过失而不当行使手中的权力呢?在此意义上,一个奉行法治的国家必须正视以下事实:刑事诉讼虽然可以通过打击犯罪来维护法律秩序,但是,在此过程中,国家强制力亦存在被滥用的可能;而国家追诉权一旦被滥用,对法律秩序的危害程度足以让任何个人的违法行为甘拜下风。

  基于此,在现代法治社会,立法者试图从司法技术层面上解决这一难题,即通过预先确定的程序规则,来划定国家与个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权利义务界限。“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追诉惩罚犯罪”也由此成了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一条铁律。

  在法定程序的约束下,刑事诉讼过程不再取决于权力操作者的个人好恶,而成为一场具有确定时间规划和进程的活动。更重要的是,法定程序一方面犹如屏障,通过构筑一个“隔音空间”(季卫东语),摈弃了与本案无关的闲杂因素的不当影响;另一方面,犹如舞台的锥形灯,将权力操作者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和举动,彰显在当事人和社会公众面前。

  在恪守法定程序的观念约束下,现代社会的刑事诉讼程序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技术性操作指南,而是作为约束国家权力具体应用的羁锁,以防止假借追诉犯罪之名随意或过度地干预公民的自由生活。因此,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定程序是国家追诉犯罪必须遵守的法律界限;逾越法定程序的边界,即便能够更有效打击犯罪,也因为其自身的违法性而为法律所禁止。例如,毫无限制的监听,当然更有助于侦破犯罪;对于现行犯,当场击毙无疑更方便快捷……但是,任何法治国家都不会允许诸如此类的做法。原因不言而喻,如果可以借口“更有效打击犯罪”突破法定程序,那么,刑事诉讼法的尊严将只不过是张一捅就破的废纸。更重要的是,如果允许以非法的方法追诉惩罚犯罪,那么,无异于向社会公众传递如下信息:个人违法将受到制裁,国家违法则受到默许。而这一信息直接侵蚀并威胁着刑事诉讼制度自身的正当性。

  其实,实体法和程序法只是学理上的一种划分方式,并无贵贱高下之分:违背实体法是违法,违背程序法同样是违法。公民违背实体刑法固然应当受到刑事制裁,国家违背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定追诉惩罚犯罪却同样为法律所禁止。正是因为认识到这点,大陆法系国家针对违法追诉设置了“诉讼行为无效”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则针对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非法取证行为,发展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实,无论是宣布诉讼行为无效,还是勒令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法庭证据,所捍卫的都是“权力者亦应守法”的法治要义。

        立法者应有的程序观念

       ——法定程序必须合乎程序正义

  作为刑事诉讼的过程性价值,程序正当首先意味着恪守法定程序。但是,恰如“恶法非法”所警示的,程序不能放弃对自身正当性的追问。为了防止法定程序仅仅成为国家权力任意行为的合法外衣,法定程序还必须合乎一定的正义标准,或者说,必须合乎程序正义的要求。如果说恪守法定程序是司法者的美德,那么,法定程序自身应当合乎程序正义,则是立法者的使命和职责。

  在程序正义一词已经耳熟能详的当下,有必要进一步区分两种不同层面上的程序正义:一是因程序制度内在要求而生的程序正义;二是因社会价值观念等外部需求而生的程序正义。其中,前者指向的是程序自身的内在正当性;后者则意味着程序是否适应当下社会价值观念的外在正当性。由于这两种程序正义有着不同的内在要求和标准,混淆二者不仅容易产生以此论彼的逻辑混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因法定程序外在正当性不足而引发的社会公众对诉讼制度自身的信赖危机。

   程序的内在正当性

  在英美法学传统中,所谓程序正义,专指程序自身是否合乎正义。也即,程序的内在正当性问题。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程序正义观念最早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一般认为,“自然正义”包含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任何人都不得在与自己有关的案件中担任法官;二是必须给予诉讼当事人各方充分的机会来陈述其本方的理由。

  程序正义理论认为,当事人对纠纷解决过程的实质参与和“对话”,能够赋予程序自身及其最终结果必要的正当性。因此,在刑事诉讼中,与诉讼结果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充分参与到诉讼中来,并享有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和证据,或反驳对方提出的主张和证据的权利。

  其次,基于“裁判者应当中立”的要求,立法者必须对以下制度设计予以反思: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种种涉及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能否真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从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出发,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出发,必须设置第三方裁决程序,以防止侦查权力的肆意扩张,甚至是恶意行使。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刑事诉讼程序只能是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因此,即使完全立法设计了合乎正义的法定程序、即使司法者能够完全恪守法定程序,也并不意味着因此就必然能够实现不枉不纵的实体正义。根据美国学者罗尔斯的观点,刑事审判程序属于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审判程序是为探求和确定这方面(即是否有罪)的真实情况设计的,但看来不可能把法规设计得使它们总是达到正确的结果……即便法律被仔细地遵循,过程被公正恰当地引导,还是有可能达到错误的结果”。(罗尔斯:《正义论》,第81页)因此,在刑事诉讼领域,程序正义尽管可以为诉讼结果提供强有力的正当化支持,却无法确保诉讼结果必然合乎实体正义。在此意义上,我们必须对诉讼结果的正确与否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并为生效判决设置一定限度的救济制度。

   程序的外在正当性

  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作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活动必须像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包含并尊重该社会所珍视的重要社会价值。因此,以牺牲其他社会价值为代价一味追诉犯罪,无疑等于让刑事诉讼活动背叛所处的社会生活。如果我们执著为之,那么,为维护社会秩序而展开的刑事诉讼活动,其自身必将沦为社会秩序的最大破坏者。

  应当承认,社会价值是一个流动的观念体系,而且,往往因为民族传统、时代条件的变迁而产生较大的差异。因此,如果说程序的内在正当性存在一个较为普适的尺度,程序的外在正当性则需要因地制宜并呈现出更多的“地方特色”。就我国当前国情而言,因市场经济发展而得以滋长并壮大的个体权利意识,无疑是刑事诉讼制度必须考虑的社会价值因素之一。此外,诉讼资源的合理配置(即所谓的“诉讼经济”)、珍视亲情的民族传统也不容忽视。

  以亲属间的拒绝作证问题为例。为了防止因追惩犯罪而付出破坏家庭伦常的高昂代价,法律必须在追惩犯罪与人间亲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其实,“亲亲相为隐”是我国古已有之的法制传统。对其中的道理,孔子甚至不屑作过多解释,而是愤愤地一言以蔽之:“父为子隐,直在其中。”针对强令亲人间作证的法律制度,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将之斥为违背人性:“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行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第176页)因此,为了防止亲人之间的反目为仇,为了防止因打击犯罪而危及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立法应当赋予近亲属之间拒绝作证的权利,以此在刑事诉讼领域为人类的自然情感保留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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