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律传统中“人”的尺度

西方法律传统中“人”的尺度缩略图

古希腊的哲学家普鲁塔克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就自然规律来说,人类用理性给自然打上了烙印,自然法则是人类的总结和认识的结果;就社会历史法则来说,人类通过相互沟通和交往逐渐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规律反映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可见,从根本上说人就是自然和社会的主人。但是,对于不同的文明和社会制度来说,这个“主人”的地位是不同的。就法律的本位来说,历史上有以神为本、以家为本和以人为本三种法律文明。一般来说,东西方的早期人类社会的法律大多是以神为本的,神本位的法律观认为法律源出于神的意志,掌管宗教的祭司通常也是法律的执掌者。中世纪基督教国家的教会法也是这种神本位的法律制度的典型。古代中国的法律则是典型的家族本位,法律是从家族的“孝”的伦理衍生出治国的“忠”的规则,一切行为必须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为指导,在这种法律制度中看不见作为个人的人格,而只有围绕着“礼”的规范形成的家族。与前两者不同,西方法律的总体精神是以“人”为本的。

  西方法律思想很早开始就摆脱了蒙昧的神法本位,古希腊人已经把神的法律和世俗的人的法律区别开来了。虽然柏拉图在《法律篇》的开篇中就说人类的法律来自于神的赐予,但实际上在古希腊政治和法律生活中,古希腊人常常把一个城邦的法律制度归诸于某个特定的“立法者”,如来库古、德拉古和梭伦,这就把法律从天上拉到了人间。更重要的是,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的讲话中最早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观,法律平等的要求无疑透露着古希腊人以人为本的愿望。古罗马法律的世俗化倾向更加明显,在《法学阶梯》的开篇就写道:“法学是对神和人的事务的认识、关于正义和不正义的科学。”由此可见,罗马法明确地把神和人区别开来。而实际上洋洋洒洒四卷的《法学阶梯》都是在论述人法,其内容涉及到几乎人类私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它是一本地地道道的以人为本的法典。

  中世纪的欧洲是教会国家一统天下,但是在教皇一手遮天的统治之下仍然透着文明的曙光。早在中世纪的初期,圣·奥古斯丁就有“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区分,“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句名言道尽了中世纪的政治生活的结构和布局。尤其是在1075年发生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之间爆发的“授职权之争”,更加明显地标志着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对立。但由于封建君主势力分散而无法与庞大的教会机器抗衡,中世纪的法律仍然以教会法为最高的法律,世俗的人法大多集中在少数的自治城市之中。

  13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西方法治文明的人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文艺复兴中出现了一大批所谓的“人文主义者”,如簿伽丘、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等。人文主义者倡导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艺术中努力表现人的种种现象。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诞生了法学上的人文主义法学派,它从意大利蔓延到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派努力把法律和法学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主张法律是世俗生活的行为规范,必须把法学作为一门关于人的学问。

  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最终驱逐了上帝的权威。启蒙运动使人们相信,任何事物都与人类的理性相关,凭借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人们就能够发现世界的规律。而国家和法律来自于理性的人们承诺互不侵犯对方权利的社会契约。国家和法律最好不要任意干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的自由活动。因此,资产阶级把私权神圣的思想贯彻到法律中,法国的《人权宣言》赋予人们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美国的《独立宣言》则宣告人们有着自由追逐幸福的权利。尤其是资产阶级颁布的民法典,由始至终在赋予人们各种各样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可以说一部民法典就是一个完美的私权体系。法律上把私权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在资产阶级看来,追逐私利是每个人的本性,因此法律就是让人们把发挥自私的人性,在追逐私人利益的同时带来社会的整体进步。总之,这种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就是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的自私本性。

  当然,片面地强调私权和私人利益的优先性必然会导致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阶段,大公司、大企业的垄断加剧了社会上贫富强弱的分化,劳工和消费者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19世纪的劳工运动和20世纪的消费者运动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反思,结果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福利国家的口号是谋求一个在实质上更加平等的社会制度。由此西方各国从19世纪末开始就调整法律和政策的方向,把法律的天平倾向于劳动者、消费者和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一边。于是反垄断法、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律层出不穷,其目的都在于使现实中的社会弱者在法律上获得更人道的保护。可见,现代西方福利国家的立法政策在传统的私权神圣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体现了人人平等的社会正义思想和更全面的人性关怀。

  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黄金准则,以人为本的思想始终贯穿在西方法律传统中,只是这个准则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时隐时现,或者体现不同而已,但无论如何,法律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人、关怀人,这一点始终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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