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于时代发展的瑞士军事司法制度

落后于时代发展的瑞士军事司法制度缩略图

瑞士拥有世界上较为古老、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军事司法制度。现行军事司法制度有效运转150余年,其间历经波澜,伴随着三次大的革新而得以延续至今。一战初期,全民公决曾提议取消军事司法制度,1922年全民公决又推翻了这一提议。这次震荡导致20年后军事司法制度“统一运动”的完成。自1942年起,瑞士联邦26个州结束了26部《军事刑诉法典》并存的历史,有了统一的组织和程序合体的《军事刑事诉讼法典》。1990年,联邦议会再度提案要求废除平时军事司法制度而再次被否决,但带来了诉讼经济方面的显著改善。瑞士布满历史尘垢的军事司法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跋涉,有了以下一些突出特点。

军事司法权与国家司法权相分离

  军事司法权是军事司法机关开展军事司法活动的权力根据。在瑞士立法者看来,军事司法权只能渊源于军事统帅权而独立于国家司法权之外。这一特点在立法上集中体现为军事司法终审权由军事司法机关享有,具体表现是:瑞士军队设立区域军事法庭、军事上诉法庭和最高军事法院三级军事审判组织,最高军事法院是最高级别的军事审判机构。对于批准的上诉,最高军事法院不参与案件的具体审理,而指示下级有关军事法庭按其确定的指导方针作出新的裁决,从而保证军事犯罪案件完全在军内解决。因而,平民法院和国家最高法院不可能参与军事司法,最高军事法院是瑞士军事司法的终审法院。军事司法权与国家司法权相分离,造成了军事司法成为与国家司法相并列的特别司法,导致国家司法走向二元化。这是瑞士军事司法制度屡次受到攻击的最主要原因。

平时军事司法管辖权及于军人和平民

  瑞士军事司法管辖权实施的范围与军事犯罪的主体范围相一致。根据该国《军事刑法典》的规定,军事犯罪的主体范围包括执行职务的军人、在军外为军队服务的平民、在陆军中经登记永久具有辅助兵役义务的平民以及犯叛国、破坏和平等特殊罪行的平民等。由于以上规定同时适用于平时和战时,这使得平民在平时可以成为军事审判的对象,这与“非军人平时不受军事审判”的原则相背离。同时应当看到,现代军事司法平时不仅将平民排除在军事司法管辖范围之外,而且正努力缩小现役军人接受军法审判的范围。相比之下,瑞士军事司法管辖权显得较为落伍。这是瑞士军事司法制度受到多方批评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平时军事司法具有战时性

  瑞士实行“平战同制”的军事司法制度,没有专门的战时军事司法机构和程序。但是,专门的军事司法组织规范和程序规范具有战时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专门的军事司法立法内容丰富,程序设定具体,大多数条文下有若干条款,条款下又有若干项目,具有可操作性,便于战时适用。其二,军事指挥官享有一定的司法权,满足了军事统帅权战时控制军事司法权的需要。其三,军事检察官享有一定的审判权,适应了战时迅速结案的需要。军事检察官在首席军事检察官领导下,于各级军事法庭负责监督、指挥起诉事宜。对事实清楚,不存在争议,且可能判处不到一个月监禁或者1000瑞士法郎以下罚款的轻微犯罪行为,军事检察官有权不经审判程序而径行判决。对此,被告人有权要求无条件进入审判程序,首席军事检察官也有权要求启动审判程序。这种做法于1990年引入瑞士军事司法制度,实践中极少有转入审判程序的情况。其四,军事法庭设置灵活、机动,满足了战时就地组建法庭、迅速审判的需要。根据《军事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三级军事司法机关均为临时召集设立。军事司法人员有专业和非专业之区分,前者是在军事上诉法庭和最高军事法院履行职务的基干军官(少校以上军衔的军官),实行任职资格登记制度;后者是在区域军事法庭履行职务的非基干军官(上尉以下军衔的军官)和士兵,由首席军事检察官直接批准。当遇有案件需要审理时,可从上述人员中选任军事法官迅速组成审判庭。

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有了一定进展

  在数次取消平时军事司法制度浪潮的压力下,瑞士当权者对现行军事司法制度作了一些适应性改革,在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被告人享有不可剥夺的辩护权。被告人在开始受到指控时,不论案件是否需要进入审判程序,也不论案件是否已实际进入审判程序,即享有自行辩护权和委托辩护权。对于重大、复杂的案件,军事法庭有义务为被告人提供辩护律师,费用由国家负担。其二,设立多语种军事法庭,防止因语言不通而侵犯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瑞士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为了保证被告人实现其诉讼权利,在师、团级单位可设立多语种法庭;瑞士全境内的五个军事上诉法庭分语种设立,包括两个法语法庭、两个德语法庭和一个意大利语法庭。其三,实行证据开示和“第三方规则”。鉴于辩护方在收集辩护证据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为保证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军事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证据开示制度,即审前程序中收集的所有控诉证据必须于正式开庭前,在首席法官的主持下和法庭书记员的参加下,向辩护律师作辩方开示。为防止判案法官先入为主,按照“第三方规则”要求,他们不得参与证据开示,事后也不得向有关开示人员了解开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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