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的约束

还是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曾与一位大陆的访问学者有过一次很有意思的谈话。记得当时的话题是围绕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展开的。那位老先生坚持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法律弛懈、纲常不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执法人员的道德素养不够以及整体国民道德修养不高所造成的。他的结论是：如果人心不善，即使是最完备最系统的法律制度也仍然有隙可乘。

　　不能说这位老先生的观点不对，但是总觉得不能尽然。无论如何，将国家法治的基点完全建立在对道德的期待上，即期待着全体民众都会衷心拥护并自觉遵守法律，这样期待的风险是很大的。我在澳洲亲身感受的经历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我在澳洲一年多的驾车经历中，先后受到过四次罚款，其中还有一次由于延误缴纳差一点被送上法庭。在澳洲，交通违章处罚的数额之高令人咋舌。说起来很怪，尽管有四次被罚的经历，但是我始终未与警察谋面，因为，每次违章都是被摄像机抓住的。记得刚刚拿到驾照时的那股兴奋劲儿，真是得意忘形。只知道在平坦的大道上疾驶，全然没有留意公路两旁的提示和警告标志。直到后来接到被摄像机拍照下来的清晰无误的照片和罚单之后才傻了眼。后来开车可好了，两只眼睛不停地在车外的提示牌和车内的速度表之间来回扫描，小心地调整车速，生怕稍不留神被摄像机抓住。

　　在许多西方国家，法律的威慑并不仅仅表现在驾车一个方面，而是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在墨尔本居住时的邻居是一位年逾七旬的意大利老太太。在我们相邻不到一年的时候，病魔夺走了她惟一儿子的生命。在她儿子住院期间的一个早晨，老太太在医院门口遭到抢劫。一个年轻人抢走了她的皮包。就在她报案八个小时后，警察通知她罪犯被抓到了，除少量的现金以外其余的东西全部被追回。案件之所以被如此神速地破获，全部归功于安全系统的作用。整个抢劫过程全部被医院的保安摄像机拍录下来。由于那位犯罪的克罗地亚青年犯有前科，因此很快被缉拿归案。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银行的自动提款机，如果一个人在同一部机器上重复两次以上的不当操作，他的银行卡就可能被机器吃掉；与此同时，该人还可能被机器拍照备案。在澳洲很少有“三只手”的小偷，一是因为澳洲人的钱包里除了一大摞各式各样的硬卡以外，几乎没有现金；二是即使偷到提款卡也不可能取到钱，甚至还有被拍照的危险。各种先进的银行结算方式不仅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许多便利，而且还在客观上减少了犯罪的机会。

　　在澳洲，司法机关总是将检举犯罪和充当证人的奖励条件像做广告一样广为宣传，久而久之便养成习惯，成为一种制度。譬如，无论你走进哪一家银行，都会发现这样的广告：如果举报一件预谋抢劫银行的案件，并最终导致被告被定罪，则可以获得高达万元的奖赏。此外，对那些国家通缉的重大案犯，悬赏的金额会更高。因此，在澳洲寻找证人通常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有时路上两辆汽车相撞，路过的行人会主动上前表示愿意做现场的目击证人。因为如果事后有人找到他们帮助取证，哪怕仅仅占用他们一点点时间，都必须向他们付酬；倘若需要他们出庭作证，则还要加倍补偿他们损失的薪金。

　　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法律无例外地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即主张在法院根据合法程序判决一个人有罪之前，任何人都被推定为无罪。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你却可以发现有许多做法与此原则大相径庭。在超级市场，你尽可以拎着挎包和自己的东西进入市场；不过，当你出来时却不得不接受收银台的检查。而且，在许多场合，你是在没有被预先告知的情况下进入到摄像机的镜头之中。

　　长时间、无所不在的法律约束会使人们养成守法的习惯，这是一个从“被迫”到“自为”、然后到“自觉”的过程。导致这一过程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对法律权威的无可置疑的崇拜，而其结果所引发的对整个社会人们的思想和心理的积极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在西方人看来，既然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同时保留了“天使”和“魔鬼”两副人性，就让法律去降妖镇魔，而留待道义去启迪人们的良知。不过他们坚信，立法者从来不该对人们的道德素养寄予任何厚望。